邏輯，指的是思維的規律和規則，是對思維過程的抽象。邏輯學是研究思維規律的學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它列為7門基礎學科中的第二門，僅次於數學，《大英百科全書》把它列為5門基礎學科之一，可見邏輯學的重要性。
邏輯能夠對人的思維起到規範作用，讓人的思維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對世界的認識更加正確，對問題的處理也會更加合適。
遺憾的是，邏輯學在中國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中學時，涉及極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學生在學。很多人感覺邏輯學不過是文科中的一個科目罷了，沒有必要大家都學。這是錯誤的認識，邏輯學應該從高中就開始學，而邏輯思維則應該從小學就開始訓練。
對邏輯學教學的忽視造成多數中國人缺乏基本的邏輯常識，更缺乏基本的邏輯思維的訓練，造成了中國人抽象邏輯思維能力相對較差。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會，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維習慣來思考。其思考的結論只是根據某些經驗，通過不完全歸納、簡單類比等思維方法得出，其結論往往是不真實的。
由於邏輯知識和邏輯訓練的缺乏，中國人的思維在邏輯上具有不少缺陷，這給我們帶來了很多不利影響。我們社會生活中的邏輯混亂現象非常嚴重，即使是一些學者、教授也不能避免。 2003年4－5月間，首都10多家主流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以醒目標題報導了10位著名邏輯學家和語言學家發出的強烈呼籲：社會生活中邏輯混亂和語言失範現象令人擔憂。筆者在這裡談一些常見的邏輯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維的基本單位。明確概念是判斷與推理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來的判斷和推理就也就很難保證其正確性。
中國人不善於，或者說是不屑於去辨析概念，中國人對於概念的定義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國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個明晰、全面、準確、嚴格的定義？幾乎沒有。中國的哲學家極少下定義，儒家講仁？什麼是仁？眾說紛紜。老莊講道，什麼是道？沒有定義。 《墨子》中有一點，有對“同”、“異”等抽象概念的定義，非常難得，墨子很偉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馮友蘭先生說：“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此定義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同樣的一個詞，可以表達或者說是對應多個不同的概念。討論問題之前，必須首先弄清這個詞所表達的概念的定義，即一個概念的內涵。概念不清，那麼圍繞這個概念的一切討論都會變得混亂甚至沒有意義。辨析概念是邏輯思維中判斷與推理的基礎，概念不清，判斷與推理就難以進行；即使進行，也可能會產生錯誤的或是模糊的結論。
當人們討論某個問題的時候，首先對於所討論問題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對於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麼後面的問題的就沒法討論了，討論下去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談的是不同的東西。
舉個簡單的例子，幾個人討論馬。第一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000斤重的馬。第二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厘米長的馬。第三個人說，你們是開玩笑吧，哪裡有重達萬斤的馬？更不會有10厘米長的馬！第一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河馬！”第二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海馬。”正是因為他們對“馬”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觀點，這樣的討論又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海馬和河馬都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馬，此處只是舉個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范偉的的一個小品《賣車》中有一個腦筋急轉彎題，問：“你家的狗為什麼不生跳蚤？”范偉回答說是因為講衛生，而正確答案卻是：“因為狗隻能生狗，生不出別的玩意兒來！”范偉說：“你說是出生的生啊！”這個問題也是概念的問題，范偉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說的是“出生”的生，雖是同一個字，但是表達的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許多腦筋急轉彎都是通過概念的轉換來迷惑人的。我國的燈謎，大多也是靠著偷換概念來實現。
趙本山的小品《不差錢》中用了“屁精”一詞，引起了社會學家李銀河的質疑，因為這個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一是指善於拍馬屁，二是指同性戀。理解不同，對小品的評價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們討論美女的時候，一個人說這個女孩好漂亮，另一個人說一般情況，又有一個人說根本就是個恐龍嘛！之所以產生這種差別，因為在他們心中，美女的標準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標準來討論，這種爭論是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我們在生活學習中的一些爭論，往往各說各理，誰都不服氣，雖然大家說的是同一個詞語，但是對這個詞語的理解卻千差萬別。即這同一個詞語，表達的卻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討論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個話題，怎麼會有結果呢？當然，對於一些常用的詞語，我們應該按約定俗成的理解來討論。
而在國家政策方針、法律、規章制度的製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亂將會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產生違法犯罪行為，給國家人民帶來損失；或者造成執行者無所適從，執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們的行政區劃體制中，“市”便是一個不倫不類的詞。一般來說，城市指的是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為主要特徵的居民點。而在我國，由於實行的是市管縣的製度，作為行政區的城市，實際上是既有城市又有農村的地區，很多所謂的城市其農業人口還要多於城市人口，是實際上的名實不符。這種名實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響，在城市規劃和經濟社會發展上出現了不少偏差。
比如說“上海市”這個詞，作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為直轄市行政區的上海市是兩個概念。作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區，作為直轄市則包括郊縣。理解不同，做各種研究的時候，結論就不同。所以我國的直轄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個即有城市又有農村的省級行政區。所謂重慶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無稽之談，照這樣說，中關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轄市當成城市來看，當成城市來研究、規劃、制定政策，就會產生很多錯誤認識。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區很擁擠，但如果用直轄市的人口和直轄市的面積來算，則小於很多同級別的國際都市。
在這種行政體制下，作為直轄市近郊的郊區便會無所適從。是城市還是農村？應該把建設重點放在哪兒？是放在離市區近的地方，還是放在傳統縣城？或是另建新城？結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像農村，缺乏長遠建設規劃，土地人力財力等資源嚴重浪費。沒有自己的中心城區，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應不能發揮。上海市嘉定區就是一個例子。幾十年來，嘉定的建設中心便是多變的、分散的，嘉定鎮是老縣城，後來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現在開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鎮又新建了安亭新鎮，南翔鎮、江橋鎮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區，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從二十年前就能確定一個建設中心，現在嘉定早就發展成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區都處於這種尷尬的狀況之中。
在中國的很多法律法規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則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們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不斷地出台司法解釋，全國人大不斷出台立法解釋，就是為了填補法律的漏洞，對某些概念和條文做出更為清晰明確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釋這樣的嚴重損害法律嚴肅性的情形並不少見。
再看一個醫院亂收費的報導。據《楚天都市報》2009年10月29日報導，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人民醫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諮詢費”、“疾病健康教育費”。當遭到群眾質疑時，醫院領導拿出了上級的文件，說明可以收取這個費用。確實，黃岡市衛生局有相關的文件，但問題就出在這個文件上。文件只規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麼是“健康諮詢”？什麼是“疾病健康教育”？卻沒有具體的概念界定，這就留下了漏洞，醫院就可以隨意地理解這個概念並收費。正如該醫院護士所說，“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們平時對你說的話。”“健康諮詢”就是患者向護士詢問的話。按這種理解，他們就是收費有理。實際上，像這家醫院這樣收費的絕不是個別現象，很多醫院都在鑽這個空子。這個事件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製度製定者沒有明確相關概念的內涵。
陳志武在《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一書中講過這樣一件事，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提出的很多條款都是籠統和模糊的，比如：美國應該為中國培養更多的管理人才。這句話作為合同協議條款怎麼理解呢？什麼叫“應該”？什麼叫“更多”？什麼叫“管理人才”？怎麼樣算“培養”？每一項都是模糊的，是無法明確的，雙方都難以執行，美國完全可以不認賬，“應該”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國家可以用“經驗不足”來作為藉口，但其實是思維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嚴謹的法治思維，概念模糊。而這些參加談判的都是中國的精英、專家，連這些人的思維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別說其他了。而反觀美國提出的條款，則要明確、嚴密得多。
二、 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的差別，常常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又由於中國人的集體觀念比較強，批評某個集體對於中國人來說就等於批評個人。對群體的批評常會造成中國人之間窩裡鬥，地域之間、貧富之間、職業之間，互相攻擊，這就是因為沒有分清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
實際上，當我們說某個集合概念有某種特徵時，並不能得出這個集合中的每個個體都有這種特徵的結論。當我們說某個群體具有一個特點的時候，不代表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具有這個特點。比如說，我們說南方人善於做生意，這裡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個南方人都善於做生意。再如說山東人長得比較高大，這裡的“山東人”也是集合概念，並不能證明每個山東人都長得高大。再如“中國人老是窩裡鬥”、“中國人缺乏思辨力”這樣的命題，這裡的“中國人”是集合概念，並不說明每個中國人都是如此。 “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是集合概念，並不能得出每個中國人都醜陋的結論。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別。有不少人認為談論中國人的缺點時應該說成是“有的中國人……”這是沒有道理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其實這種人主要是心胸問題，心胸狹礙，他不能忍受別人的批評，只喜歡聽別人的表揚，當別人誇獎中國人的時候，他不會要求在“中國人”前面加上“有的”。
黎鳴先生寫過《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 》等文章，很多中國人很不滿，說按照黎鳴的觀點，黎鳴也很愚蠢，因為他也是中國人。這就是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沒有分清，這裡的“中國人”是集合概念。
同樣，筆者在本書中大談中國人的思維缺陷及劣根性，這裡的“中國人”同樣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個中國人都是如此。
集合概念是與非集合概念相對的，反映由同類分子有機構成的集合體的概念。如：“中國共產黨”、“森林”。在某一思維對象領域，思維對象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種是同類分子有機結合構成的集合體，另一種是具有相同屬性對象組成的類。對象集合體與對像類的根本區別是：集合體的性質，構成集合體的個別對像不必然具有；對像類具有的性質，組成類的個別對象必然具有。
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分別是對思維對象集合體、對像類的反映。集合體的根本特徵，決定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體，不反映構成集合體的個體。如中國共產黨是由千萬個中共黨員構成的集體，概念“中國共產黨”只反映黨的整體，不能說個別黨員是中國共產黨。
在不同場合，同一語詞可以表達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達集合概念。如：“人”，在“人是由猿轉化而來的”這一判斷中，“人”是集合概念，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由猿轉化的性質；在“張三是人”這一判斷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這一類動物或其中一分子。區別某個語詞是否表達集合概念，須結合語言環境而定，即需要把某一領域的每一個對象與概念反映的性質聯繫起來考察。準確區分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有助於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邏輯錯誤。
三、類比推理
我們常說的一些諺語，比如“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都是用的類比推理，這些話真的很有道理嗎？
類比推理是根據兩個（或兩類）相關對象的某些屬性相同或相似，從而推出它們在另外的屬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類比推理的結論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為相比較的兩類事物本來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是人類通過思維將它們聯繫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誠推出人也應該忠誠，人和狗是不同的動物，怎麼能確定有一樣的品質呢？
我們這裡的類比僅指在議論中的類比推理，而不是指語法學上的修辭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學者，把類比當成中國人的一個思維特點，甚至認為是中國人的優勢。類比能夠形像生動地說明問題，具有很強的文學性，能將深奧的道理轉變成簡單的道理。中國人愛用類比，先秦諸子的議論文中，大量的使用類比推理的手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荀子《勸學》是連篇類比，莊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後來的作家們繼承了這個傳統。類比的運用確實讓中國古代的許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橫生，意境優美，給人以想像的空間，可讀性極強。
類比是一種人類自然產生的推理方法，不需專門訓練就能掌握，人人都會類比，它來自於人類大腦的聯想活動,當人們看到一個事物有某個特點時，便會想到與它同類的事物也會有相同的特點。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會毒死人，因為人和狗都是動物，而且是哺乳動物。
西方人也會用類比，我並不認為中國人在使用類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國人之所以使用類比，是因為他們思辨能力差，不善於純粹地說理，不善於運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為西方的邏輯學產生的早，他們很早就意識到了類比推理結論的或然性（不確定性），所以，他們在一些討論中就會有意地去避免類比。而在和專業知識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較低的人談話時，他們也不得不用類比，不然人家聽不懂。
類比雖然是一種或然性的推理，但其價值仍然不可忽視，在科學研究中，可以用類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說，這些假說如果以後得到了實踐的驗證，即成為了科學結論。
在周星馳的電影《審死官》一開始，水師提督之子賓少爺的狗阿才咬了肉販，肉販將狗打跑，結果賓少爺要求肉販賠償他300兩銀子；而狀師宋世傑則讓自己的僕人咬了賓少爺，被賓少爺打跑，宋世傑按照賓少爺的邏輯類比推理，要求賓少爺賠自己1000兩銀子。後來，富商的兒子打死人，宋世傑也是用類比推理的方法為富商之子辯護，這種詭辯方法歪曲了事實。他當堂踢打兇手，兇手沒有死，如果幾年後死了與此無關；而兇手也沒有當場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傑用這個類比說明被害者的死與兇手無關，毫無疑問，他的邏輯是荒唐的。
值得中國人注意的是，中國人在生活中使用類比時，經常會忘記了類比推理的或然性，經常把類比的結論當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亂比一氣，其實是沒有說服力的，是不可能說服別人的，只能顯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談到取消戶口管制、自由遷徙問題，有人就說，那全世界為什麼不能自由遷徙？美國應該打開國門，讓外國人自由遷入。這種說法混淆了國際關係與國內關係的不同。
再比如，對於移民到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中國人，或者經常批評中國現狀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諺語來教育他們要愛國：“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但這種思維是有問題的，這個推理是站不住腳的，孩子和狗是兩回事情，國民和狗之間的差別則更大。狗不嫌家貧和母子關係、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沒有什麼可比性，硬把他們歸在一類，其實是生拉硬扯。再者，醜和貧都是沒有道德內涵的詞語，如果是一個虐待兒童的惡母呢，還能要求孩子愛她嗎？如果養狗的是一個殘忍無情的屠夫呢，狗難道不能嫌嗎？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流傳久遠的成語、諺語都是用類比的方式。如“無風不起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這些說法同樣是有問題的，是不能把它們當成真理的。無風也會起浪，印度洋海嘯的浪大吧，不是風引起的；蒼蠅也會叮無縫的蛋，只需給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許多人正是通過造謠生事來詆毀別人的。
《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有言：“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簡單地以老黃瓜類比國家，不僅是不能證明任何問題，而且語意模糊。
過多的類比說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維能力比較差，不善於通過概念、判斷、推理等形式進行論證，離開了明顯的形象，他們便不會思考；不用類比，他們便不知道如何去說明一個道理。
四、二元思維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學演講中說，我們的企業不要追求做大做強，大學的高材生就問他：“難道要做小做弱嗎？”這是推論錯誤，不要追求做大做強並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維、好壞人思維、非黑即白思維，這種思維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兩面或兩端，忽視了其他方面或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情況，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間情況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維是中國人常見的思維，這是一種很簡單的思維，小孩就會的好壞人思維，很多中國人上了這麼多年的學，思維還處在小學生水平。比如，對於體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顯分成兩個陣營，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網上罵來罵去。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中國人的這種思維比較明顯，很多中國人把歷史人物分成明顯的好與壞兩類，將好的神聖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諸葛亮等，似乎他們是沒有缺點的完人；將壞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們一無是處。這種思維是片面的，沒有認清人性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對待現代人同樣如此，中國人很容易將某一地區、某一階層或是某一職業的人妖魔化。
在國家政策上，我們長期以來實行城鄉二元分治，也是一種二元思維。它把全國人民簡單地分成了農民、市民兩個部分，用戶籍制度加以區別。但實際上，不論是通過歷史縱向來看，還是與其他國家橫向比較，農民與市民都不是涇渭分明的兩類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轉化的。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農民與市民的截然不同，農民隨時可以進城做生意成為市民，中了科舉還可以到城裡做官；同樣，城市人也隨時可以到農村買塊地過田園生活，即使是貴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農民。國外也是如此，一個人，他可以自由選擇去務農還是務工，即使美國總統華盛頓，下台後也回到了自己的農場。正是由於當前的二元製度，使得農民工成為了一個夾縫中的群體，他們戶口是農民，工作卻在城市，即非農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
在二元思維下，政治思想界的左與右，也往往走向極端，我們的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教訓。
五、錯誤推理
在生活中，人們即使不經過專門地學習，也會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維邏輯，但按照這些邏輯來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確定的結論。如果再按照這些或然性的結論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沒有說服力了。我們前面談的以偏概全、類比推理等也是這種情況。
我們在與人的討論中有時會發現這種現象：你說的話明明不是這個意思，但某人卻認為你就是這個意思，然後他根據這個錯誤的理解對你進行批駁。顯然，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攻擊的其實是一個與你無關的觀點。
對於這種行為，有人給了一個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樹立了一個靶子，卻說是別人的靶子，然後對著這個靶子進行猛烈的攻擊。
社會學家李銀河曾多次談到同性戀的問題，引起不少人的攻擊。有個人在網上發評論說：“我是個醫學院的教授，我認為，同性戀不宜提倡。”這裡面有明顯的邏輯錯誤，他作出了錯誤的推論。因為李銀河從來沒有說過要提倡同性戀，只是說政府和公眾要正視，而不要裝作看不見而已。這位教授對李銀河觀點的理解是錯誤的，他的邏輯就是：你替同性戀說話，你就是提倡同性戀。這是沒有道理的。他所反駁的觀點根本就不是李銀河的觀點，這不是亂放炮嘛！並且，此人還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確，顯示了其無知與自大，格調更低一等。而攻擊李銀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邏輯都是和這位“醫學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駁論證中，像這位“醫學院的教授”一樣思維的人非常多，他們經常會對別人的觀點做出片面的或是錯誤的理解，得出一個與別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結論，並且把這個結論當成別人的觀點進行反駁和攻擊。
這種思維的錯誤就在於從別人的論述中推不出反駁者所理解的觀點。比如，這位“醫學院的教授”，從李銀河的論述中推出“李銀河提倡同性戀”的結論，這是推不出的，是這位“教授”邏輯思維能力太差造成的。
而按照一些憤青的邏輯，一個中國人，你誇日本好，那你就是漢奸；你誇美國好，你就是“鸚鵡”；你說中國不好，那你就是賣國賊。毫無疑問，這些論斷是有問題的，是沒有道理的，誇不誇中國，誇不誇日美，和是不是漢奸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這樣的前提不能推出這樣的結論。
現在經常有人談中國與美國的差距，談美國的優勢，這時就有人反駁：“美國不是天堂。”這個反駁是沒有道理的。一個人誇獎美國，並不能證明這個人認為美國完美，這個推理的前提與結論之間沒有必然性。
《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有一個觀點：“這次金融危機體現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的全面腐朽。”這個推論同樣是過於簡單化，由一次金融危機並不能得出這個國家全面腐朽的結論。該書把金融危機的緣由歸結於美國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簡直就是小學生的思維，簡單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誰會不願意呢？絕不是只有美國人會這樣想。
來源：《中國人的思維危機》
